2023 年 10 月 27 日，我们的阶级敌人之一，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最近突然死亡。在他死亡之后，国家机关并没有高调的为其宣传，并且政府还罕见的选择了大程度的限制社会影响。
各校园和政府单位中也立即出现了针对此事的管控行为：
接上级通知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于今日逝世。
根据工作指示要求，请各单位各部门做好近期的校园安全稳定工作，确保舆情等各方面安全有序。
相关悼念活动等上级指示后，统一安排。
交大党委办公室2023 年 10 月 27 日立即下沉学生中间，关注学生对此事的思想观点及舆论观点，坚决不允许有任何线上线下不当言论，明后两天关注学生外出动向，密切留意校园内任何聚集性悼念活动，发现线索立即报告。学工部将连续三天（每天两次）调度各单位情况，进行零报告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消息管控（整理版）转市宣通知：
第一，关于克强总理逝世的消息，各媒体（包括部门和社区公众号！）如转，只能转中央主要媒体的稿件（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后续会按国家领导人有关标准开展追悼，
后续通知请留意。
第二，也做好评论区管理，特别注意一些评价过高的言论。
同时，近期转载的时候要避免和娱乐化的消息同框。近期有关娱乐商业活动，请与有关部门沟通好，可能得停一停。秋色、功夫电影周这些活动。
-2023 年 10 月 27 日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国家机关和各高校事先就在多个方面开始预防社会产生大规模的运动。这和去年底去世的江泽民的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针对这两位不同人物的去世，群众运动的数量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自由派人士趁机进行了许多活动，他们有的走上了街头对习近平政权进行辛辣的讽刺表演活动，或是聚集起来公开的纪念李克强。也有普通群众参与了进来，他们也借此机会要把自己对政府的不满释放出来，如此种种，迅速的在我国各地形成了一股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潮流。
今天我国群众的不满和李克强的死亡联系在了一起，通过哀悼等形式集中的表现了出来。这样例子，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六四事件便是一例。仅是一个官员的死亡，就能造成这样大规模的全国性活动，足以说明我国群众运动根基之深厚，潜力之丰富。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今天群众的运动却需要用借用一个官员的死亡的方式来集中的表现出来，也足以说明我国今天的群众运动的初级性。在今天，羔羊们要借助狼的葬礼来反对今天的狼王，受压迫的群众们却试图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自然是一个历史的讽刺。但事物总要走向反面，今天不足的羔羊总能成长为明天强壮的狮子。
今天，完全矛盾的两个阶级却短暂的同一了起来，这种现象是由于我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还不发展、我国群众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自己的阶级性质和必然命运、以及我国人民的一般性民主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路线等因素所造成的；当然，这一切也不得不体现出我国革命分子工作的极端落后。
一.李克强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为什么我们要说李克强是狼呢？因为在把人分为不同阶级的社会里，任何政治活动总是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利益的。自由派们总是期待在狼群中有产生一两个能代表羔羊利益的狼来实现他们的自由主义幻想。我们要指出的是，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机构里，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自然产生的政治代表总是这个阶级的代表，李克强也不可避免的要为其阶级利益服务。
在李克强执政河南的时期，河南“血祸”或者说河南的艾滋村问题十分严峻的扩散开来。当时作为河南省委书记的他，虽然在 2004 年 2 月亲赴“艾滋村”之一的“上蔡县”，说了一些好话，做了一些承诺，展现了一些得到很好安置的个例，但事情全貌和河南艾滋村百姓的普遍遭遇却被他严厉封锁，各地前来河南的记者除非是在他需要场地和精心准备、挑选的情况下的才会被他偶然接待（这自然是一种表演），而对其他的采访记者则是普遍打击。而实际情况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这只能是一场表演。河南“艾滋村”问题的扩大化正是从他的任上开始的，后来的《中原纪事》纪录片中河南许多农村的地狱场景也可以看作是他造成的历史结果。
我们不妨参考自由派媒体对中国前卫生部官员采访：
7 月 8 日，中国卫生部前官员、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
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发出题为“李克强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拒不认错应该下台”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发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事件，至今已近 20 年，李克强前任李长春主政期间，在河南推行“血浆经济”因而导致河南农村爆发艾滋病疫情，李克强上任河南后，因为其掩盖疫情导致至少 30 万人感染艾滋病及至少 10 万人死亡，河南产生了数百至上千个艾滋病村，几十万艾滋病感染者和死者家属因得不到国家赔偿，加之投诉无门，在死亡线上挣扎。
公开信特别强调，1998 年河南艾滋病危机爆发，李克强临危受命到河南“救火”。在该问题上与其前任李长春一样，隐瞒严重疫情和封锁真相，并打压河南艾滋病维权人士，包括河南第一个发现艾滋病病例的医生王书平、目前已经出走美国的艾滋病维权人士高耀洁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等。这也是河南艾滋病疫情向中国其他省市蔓延的原因。
此次陈秉中再促中共当局对河南血艾事件做出公正的司法判决、由中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公正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包括艾滋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艾滋儿童及受到影响的儿童数量等；同时责成检察机关对该事件问责，并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死难者家属给予国家赔偿；为现有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治疗、出台艾滋儿童的保障方案等。除此之外，陈秉中认为“如果李克强拒不认错，就应该下台。” 作为前卫生部官员，陈秉中决绝的与体制撕裂，从 2010 年 9 月起开始举报和追诉李长春、李克强及其他河南“血祸”的责任人，已向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进行六次实名举报；去年十八大前再向两会主席团和党代表举报，后又投书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均石沉大海。今年 3 月 15 日，李克强接棒温家宝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国家总理，陈秉中发出质问“李克强有什么资格坐在总理的位子上？”目前北京警方已将这位中共官员列入“监控名单”，不时对其进行警告
陈秉中向德国之声表示，自他举报之初到现在几年时间过去，他已经意识到中共当局根本无意正视这起人祸和对主要责任人问责，当局已将一起卫生领域公共事件转化为政治丑闻和道德危机：“对我举报的事，他们也不说是对是错，就在那儿赖着，显然是心里没有底气，根本无意解决。他们就怕揭开老底，如果揭开真相了，恐怕他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了。” 已 80 高龄身患重病的陈秉中表示已无畏生死，希望在有生之年揭开这起人为血祸真相，
留下清晰无误的历史。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突破国内对河南血祸信息的封锁，通过各种渠道让公众知晓并倒逼政府去解决问题：“对我来说，只有坚持下去，只要大家都知道真相了，
这问题就好解决了。但现在这些内容只能在国外发表，在国内都受限制，他们想尽办法把信息封锁住，但终有一天，这些真相会揭开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河南“血祸”或者说河南艾滋村的问题本质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的恶果之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导致大量农民失去生活手段或收入下降、包括过去农村的社会福利消失或大幅减少导致许多农村家庭面对高额的工农业剪刀差和农业税难以为继，医疗的商业化导致贩卖人血成为了一门新的生意，而卖血过程中的卫生条件不足导致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大量感染贫困百姓。所以河南的农村中就大量的出现了被剥削压迫到极端贫困还不得不靠卖血为生的农民，我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这里成为了字面意义上的“吸血鬼”。李克强从来没能从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根本问题上去解决问题，他至多只能尝试去解决一些问题的表象，或者把这些表象藏起来当作没有发生。他没有消灭血浆经济本身，反而是加大对相关维权群众和进步人士的镇压和打击，他在河南造成的罪孽和我国后来新冠疫情封锁时期中屡屡产生的人祸性质类似，或者说后来新冠时期中出现的所有灾难都早已在二十年前的河南预演了一次。
自然，李克强因此遭到的控诉还有许多许多，我们这里只能大致列出万中之一的部分：
《李长春和李克强隐瞒疫情导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罪不可赦必须问责 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投诉信》 《河南艾滋病泛滥成灾久不查处该问责谁？ 致习近平总书记投诉书》 《李克强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拒不认错应该下台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信》 《放火的州官当总理蒙冤上访的百姓坐监牢 国际艾滋病日质问党中央百姓何日能点灯》 《已经到了对河南血祸责任人立案问责的时候了 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公开信》 《有腐必反还是选择性反腐放过李克强 全国人代会继续掩盖河南艾滋病真相致习总书记公开信》 《在艾滋和丙肝双重病毒摧残下无助的村庄 在抗病一线向习总书记报告》 自然我们列出这些并不是为了证明习近平比李克强好，习近平对人民造成的祸害只会更大。
但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等其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明显包庇了李克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毫无疑问的是和受害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一同的祸害人民群众。
在李克强主政河南时期，也普遍的出现了农民抗税问题。我们这里也采用自由派媒体的信息
河南农民暴力抗税
中国农民负担过重已不是新闻，农民抗税事件也时有发生。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数百名农民一月四号因反抗地方政府征收拖欠税款，与税务人员和警察发生冲突。下面是本台记者嘉远的采访报道。 VOICE：透露河南信阳农民暴力抗税这一消息的是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该组织负责人李强介绍说，抗税事件发生在信阳地区商城县，伏山乡杨桥村，属大别山区贫困地区。
李强表示，虽然该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不足四百元，但当地政府仍向农民收缴各种苛捐杂税。
根据李强介绍，由于不堪重负，不少农民从 95 年以来拒绝交税，当地税务，法院和乡政府组成工作队，向农民催交拖欠税款，就此酿成这次的暴力抗税事件。李强描述了农民抗税的过程。
商城县政府一位值班人员间接地证实了这起事件：这名值班人员也否认有政府车辆被砸的说法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减少农民负担。根据有关规定，农民纳税的最高限额为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五，但根据中国劳工观察的消息，商城县的一些农民交税率远远高于这一限额，甚至高达百分之五十。
为什么地方政府没有执行中央的有关税收指令呢？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黄树民教授认为，国家没有向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财政需要是导致地方政府向农民过多征税的主要原因。
黄教授表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中央政府增加对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
但黄教授同时指出，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如果管理不善，很容易被地方官员挥霍。因次，
黄教授认为，解决农民税收过重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农民从事农业活动以外的行业并使他们脱离贫困。黄教授说，沿海地区的农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嘉远，华盛顿报道2002.01.06 在中国官方给李克强的正面评价中有这样一段话“1998 年 6 月起，李克强同志历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提出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目标，在全省上下形成发展共识，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李克强在任河南的几年内，河南的平均 GDP 增速为 9.6%，和他前任和后任相比是差不多的。
但总的来说，他也算推进了河南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但他是怎样实现这种工业化、城镇化的呢？是通过对农村的残酷剥削和吸血，是通过大规模压迫甚至消灭农民来实现的。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农业税，这是过去旧中国的地主阶级对待农民时才会有的剥削水平，李克强做得比中央规定还要狠十倍。当然这不是他一个官员的个别现象，而是中国官员资产阶级的普遍现象。
但李克强在河南达到的这些成绩也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们普遍认可的成绩，是符合这个阶级的共同价值标准的。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标准呢？这只能是一种要资本权力不要人民权力、
要利益不要人命的标准。当然，这种罪孽不能只让李克强一个人来负责，那也是不合理的、
也是不公正的，因为他只是这个阶级的一份子，这个罪孽只能由他们这一整个阶级共同负责。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李克强和习近平等其他一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都是一类货色，即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吸血鬼。对于我国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来说，在评价这些吸血鬼的问题上只有程度上的差别。
同样，李克强做国务院总理时期的许多政策也没有根本的维护过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提出的许多改良的政策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疫情时期的“地摊经济”等，都只是试图不动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基本利益的基础上做一些有限的改良，在维持这个阶级的剥削的基础上尝试短期的减少一些剥削的增长等。简而言之，我们至多只能这样评价他的这些尝试：他比其他一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更长期的考虑他们的统治利益、剥削利益，和他早期十倍的剥削河南农民的图利的虚伪形象形成了对比。但这本质上也还是一样的，奴隶主让奴隶吃饱一顿饭只是为了好让奴隶多干一点活，而不是他真的要解放奴隶了。而在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日益严峻的今天，他的这些改良政策也愈发的不起作用，这是由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共同的贪婪的增长和资本主义必然危机所造成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奴隶制度范畴内的）改良也已经愈发的不可能了。
因此李克强“长江黄河不能倒流”的情感寄托，在他看来也许也是对理想的寄托。但以无产阶级和更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看来这只能是吸血鬼的情感寄托。吸血的人，想要通过吸血的方式得出不吸血的结果，这是对历史的嘲弄，这是恶魔的虚伪自慰。
他所指的不能倒流“长江黄河”是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许他的确曾想象那个社会能变得无害化，但那也只能是幻想。所以他所指“长江黄河”对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只能是一个地狱，这个地狱的现实图景就是他所一手造成的河南血祸下的农村。而我们无产阶级要的那种“不能倒流的长江黄河”只能是要求彻底废除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消灭整个剥削阶级的社会。
二.今天中国共产党内的斗争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在自由派或其他一些政治爱好者看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可以划分为好几个派系的，
也许有不严谨和错误的成分，但如果要根据一些合理的标准来区分也的确是可以分为不同的几个派系的。但不管是团派、习派、江派还是其他的太子党等派系，他们之间的斗争都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是这个阶级内部利益分配不均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不能改变他们整体一般的阶级性质。
因为不管是哪一派他们都是支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都是严厉的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更广大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从这个一般性来说，他们都不得不具有维持雇佣奴隶制度、
保证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剥削剩余价值、疯狂的追求资本无限扩张的阶级本性。即便有李克强等个别人物再谈一万遍“我国6 亿群众月收入不到1000 元”也是不能改变其阶级性质的。根据他的阶级性质，他的行动必然是导向相反的方面。过去曾血腥的用坦克和机枪镇压人民群众和进行大清洗的邓小平也曾自称过“中国人民的儿子”，说过“要让先富带动后富，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但结果也事与愿违。自由派们应该承认，你们所期望实现“民主中国”的这些人物总是要对整个我国人民群众造成相反的结果，总又是“地狱中国”的代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用资产阶级的空话和歪曲历史的方式包装起来的血淋淋的人肉盛宴，这是人类历史倒退的产物。
关于李克强在他们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细节问题我们不想深究过多，因为关于这些细节的可靠材料目前还不多，而且脱离问题中心，无关的阴谋论也不是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
我们只需要指出其内部斗争性质和影响其斗争的一些重要标准就行了。他们斗争只能是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更进一步的说主要是关于其内部利益分配的斗争，决定参与这个斗争的力量也主要是他们内部的力量大小，也就是按实力分配。他们内部政见不同也只是在如何剥削人民群众的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以及照顾阶级利益的方式（短期利益或长期利益）不同，而对于我们来说至多只有对人民群众剥削程度和剥削方式上的不同。
当然历史上的情况也和今天不同，当党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构成的，以及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又尝试在生产领域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时候，这种党的才会有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可能，这个时候党内的斗争就会直接涉及到不同阶级利益和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斗争。而今天则是相反，在私有制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普遍实行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政治代表人物，只能是维护这个制度本身的人物，而今天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能和这整个党的统治对立起来。
三.团派、自由派和一般民主要求的关系团派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受到许多自由派的期望，可以说承载了他们的自由主义愿望。除了李克强以外，胡锦涛也被许多自由派们所赞赏，他也是团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在我们看来，他也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我们也可以举出胡锦涛的一些例子。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 1989 年 1 月 28 日因为突发心肌梗死圆寂于日喀则，西藏独立的人士开始举行示威，并爆发一系列骚乱，局势异常紧张。根据《胡锦涛文选》记载，1989 年 3 月8 日，中央政府宣布拉萨戒严，胡锦涛领导下的西藏党委迅速响应，果断处置了骚乱，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戒严直至 1990 年 5 月 1 日解除。1990 年 4 月 30 日，胡锦涛发表讲话，将平息拉萨骚乱定性为西藏反分裂斗争的重大胜利，并指出境内外分裂势力、达赖、台独等分裂主义分子仍然是西藏社会的隐患。
此事据称使得邓小平等中共高层认为胡锦涛行事果断，对党和国家忠诚，使胡进一步得到赏识肯定，为其几年后的高升奠定了基础。
接班人问题一直是历朝历代最难以解决好的问题，不知多少统治者在这上面栽了跟斗。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这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直到胡锦涛在西藏骚乱和班禅事件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后，才得以迎刃而解。
当时，胡采取先斩后奏的做法，一举解决了危机，等到了北京面见老邓，才把事情的详细背景给讲了出来。据说邓当时听后惊得连声赞叹：“原来我以为自己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已经够狠了，没想到你比我还厉害！”顿时对胡另眼相看。而那个处处和邓小平唱反调，
讲什么“鸟笼经济”、“姓社姓资”的陈云，也在党的接班人问题上罕见地和邓小平保持了高度地一致，他在听了胡的汇报后，感叹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啦，
我们这些老家伙老啦，不中用了，以后就要全靠你们了。”多次开会，都把胡叫到自己身边坐下，十分亲热。老人们一致同意，以后的江山只有交给胡才放心，对于已经做了总书记的江，只能起一个过渡作用，第四代交班一定要交到胡手里。
-亚洲时报《事实证明 邓小平对胡锦涛的选择极其英明》 2006.9.29 这些内容也许有很大的故事化成分，但并不算空穴来风。胡锦涛的第四代领导的地位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酝酿和初步确定的；而江泽民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地位，也是在江泽民果断选择镇压上海自由主义运动后被党中央确定的，这件事也是江泽民自己公开指出的。可见，在邓小平等一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看来，能保护其阶级利益、阶级统治、关键时刻能进行镇压人民群众等行为才是主要的接班人标准。那么胡锦涛的果断镇压群众运动的行为自然也成为了符合这个阶级内部晋升重要标准之一的情况。
我国过去的自由主义运动高潮是“六四事件”，而在 2012 年 7 月 1 日的香港特首就职仪式上，有人在胡锦涛演说时喊话要求“平反六四”却被带走。
团派的官僚大多出自共青团系统，出自各种名牌大学，相比其他官僚有较高学历、较高的一般文化水平，比如李克强就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高文化水平的高级官员。并且，团派们似乎都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倾向，自由派是从他们的教育经历和部分言论得出这个观点的。但这些因素并不能改变他们阶级性质，并不能挽救这个阶级和我国人民彻底对立的情况。
高学历的李克强在河南时一边做吸血鬼剥削人民群众，另一边又采取专政手段来保住自己的名声，这说明他们自己也是反对“民主”的，的利益所对立或者说他们想要的那种“民主”是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对立的。
相比其他官僚，许多团派官僚也许没有那么多的直接参与六四的镇压活动，这也是因为团派崛起的历史相对较短。但他们在剥削人民群众和在各种关键时刻对人民群众进行镇压的阶级立场上是和其他官僚资产阶级完全相同的。但我国的历史已经足以证明，所谓的“团派”不仅也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彻底的敌人，是既想实现“民主”、但又害怕“民主” 的虚伪生物；也是反复背叛自由派的利益却又一直饱受自由派期望的“救星”。
今天献花的人们应该尽快明白，李克强始终是一只吸血鬼，他的本性和其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完全一样，就是吸血和食人，他要种下果实也只能是食人花。而今天的人们去感怀这样的人物不能不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历史悲剧也在于今天自以为领悟了李克强的“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情绪的人们把这份食人花的情绪浇灌给了食人花的种子，它必然会结出食人后果。而人们却要在承受了自己所造成的这个后果后才能够明悟过来。但也只有到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昂起头来、挺起胸来，把这种可怜情绪的寄托行为看作是奴隶匍匐在奴隶主膝下的哭泣，看作是奴隶成长的必然经历。
今天中国共产党内的团派政治人物，不管其有怎样的自由主义倾向他都首先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物，他想要维护自身的存在和自身的发展也必须首先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党外的自由派们和党内的团派完全是不同的阶级，是主人和奴隶关系。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团派官僚是绝对不会为了自由派的利益来放弃自己的阶级利益。
所以团派根据其阶级本性所最大能允许的那种民主是怎样的“民主”呢？只能是党内的民主，
吸血鬼内部的民主，能让他们平等的瓜分人民群众血肉的民主。而一旦涉及到和人民群众相对立的情况时，不管是非团派还是团派的李克强、胡锦涛马上就不要民主了。而无产阶级和其他受压迫群众要实现自己的民主要求，就一定要消灭他们的统治和他们剥削利益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可见在阶级社会的环境里民主首先要有具体的阶级性，否则它就无法存在，
没有阶级性的民主在今天只能是虚幻和骗人东西。
所以哪怕是最诚挚那一部分自由派，他们想要实现的那些一般性民主的愿望，如果不包含具体的阶级立场、阶级性质，不以阶级专政为基础就是不可能实现的。被剥削压迫者的共同民主非得靠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保证不可，非等用对吸血鬼的不民主来保证不可（正如吸血鬼的民主要用对人民群众的不民主来保证一样），这里是没有可以妥协和幻想的空间的。
所以实现被压迫者的民主愿望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够实现，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实现全劳动人民的民主，这个民主是不包括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现象的民主。今天的自由主义之于我国人民就是有害的毒药，想要用自由主义来实现被压迫者的民主自由，等于是饮鸩止渴。
四.短暂的全国性运动李克强去世之后，在部分自由派和部分群众的参与下，全国性的运动迅速发展了起来。合肥红星路有大量的群众鲜花、悼念，有民众齐声呼喊“总理，一路走好”。在长沙的烈士公园、
昆明的海埂公园、郑州的千玺广场、上海街头、南京大学、福州的西湖公园、南昌的八一广场等地方都有人纪念。
截至 10 月 31 日晚的网络信息。北京，杭州，成都，河南洛阳，南京，济南，淄博，安徽，
福州，哈尔滨，大连，山西，嘉兴，贵阳，成都，澳门， 云南，青岛，江苏，武汉，重庆，
潍坊，浙江，辽宁，云南，烟台，厦门，香港，宁波，湖南，合肥，甚至有东京，纽约，悉尼，韩国，英国这些国外个人悼念和团体游行。也有上海年轻人借助万圣节和李克强去世双重条件来活动的情况
对群众的活动，统治阶级做了各种措施，在互联网上，让淘宝无法搜索购买“李克强”相关画像，提示外卖骑手“敏感时期，禁止配送菊花或祭奠用品”，有关合肥红星路的许多信息被屏蔽，转发也被限制等。在线下，合肥的音乐节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活动被取消，合肥红星路和上海街头等地都不同程度的派出了警察来试图控制局面，有的地方甚至紧急安装摄像头来记录人群，还有的地方把一些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纪念碑或历史塑像全部封锁了起来。而在湖南衡阳市等地则出现了警察逮捕参与悼念活动人士的情况。
在纪念活动中最多献花的就是各地的学生，在网络上所有有献花留名的照片中，来自学校和学生的留名比例几乎占到了 80%，当然这也许也是因为学生比其他群体更爱留名一些。各地的市民也有参与，比如在 10 月 28 日郑州的悼念活动中就出现了郑州禹洲嘉誉风华烂尾楼业主们的留名，这说明这个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中已经有许多的不同被压迫群体的参与。
但另一明显的迹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活动中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他群体的参与活动明显减少。所以我们也能看到运动的自由主义倾向在加强。但也是从 31 号开始，
各地的活动基本上就已经剩下了自由派。
除悼念活动以外，各种讽刺活动和表演也在进行，在上海最为突出。上海的年轻人们借助万圣节和李克强死亡的双重条件，利用 COS 等方式进行了许多政治性的讽刺活动，如 COS 贪官的、COS 给人做核酸的大白的、COS 摄像头的、COS 鲁迅的、COS 小熊维尼的、COS 刺杀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的。最后引来了大量警察的针对，警察威胁年轻人们“任何未批准的聚集都是非法活动”，甚至还关停了淮海中路等地铁站，请组织该类活动的人喝茶。
虽然上海年轻人们这样的活动明显丰富了斗争方式，但也使斗争退化的地方。即他们更不在乎斗争性和战斗的目的，使得整个运动的斗争性下降。并且就整个运动共有的问题来讲，运动在上海更不包含明确的斗争目的。
而一旦过了 31 日自由派们就会失去合法的理由继续进行游行、聚集等活动。所以我们可看到，从 11 月 1 日开始，到 11 月 2 日，各地的活动情况也普遍下降。到 11 月 1 日晚间，上海巨鹿路就已经没有任何活动了，前几天晚间满街的年轻人现在却不见了踪影，剩下只有现场大量的警察巡逻、各个路口的封锁警车。而前几日在互联网上发誓要为李克强报仇，或者在互联网上恶狠狠的暗讽“小学生”、“陕西人”、“朱元璋”的人群，在李克强逝世的 11 月 2 日却集体的失去了活动能力。
今天我国的自由派的活跃性只能保持五天，而斗争性大概只限于讽刺的程度。
今天来怀念李克强的一方面自然是由于对李克强等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了解不足的因素，
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习近平目前所造成更直接、更现实的剥削压迫和专制的感官所造成的，
2021 年对河南郑州洪水的失败处理、2022 到2023 年的河南更是爆发了多起社会运动（疫情冲关事件、富士康的两次运动、九十学运等），造成河南许多群众直面的反对习近平而怀念他们所了解不多的另外一个说了许多好话的官僚。对于全国各地的许多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国的许多自由派们认为，我国的群众运动主要源于少数人进步人士的奋斗或理想，我国的社会进步也必然要靠这样的少数人。我们的看法则相反。我国群众运动的根基源于我国广泛的阶级压迫，源于每天都在活生生的发生的剥削事实里。在于被现实揉拧的艾滋村村民、被吸血的农民、被侵犯的储户、被欠薪的职工、被镇压的工人和农民工、被压迫学生、烂尾的业主们等等。广泛的阶级压迫造成广泛的运动潜力，这种压迫并不会因为是李克强还是习近平而的得到根除，这只有实现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并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结果才能够得到根除。而自由主义者们却总是希望其他更多群众们能像他们一样去追求换个主人来得到“民主”的结果
五.运动的问题
再说说运动本身的问题。首先，本次运动的最大问题自然是在用我们敌人名义和维护我们敌人利益的方式来和我们同样的敌人作战。这就证明着我们还默认着自己的奴隶地位，证明着我们是不敢反对整个奴隶主的统治的，证明着我们还是在做奴隶的斗争，就是那种至多争取换一个主人的斗争。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和在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争取换一个总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一定要谈有什么进步意义，那么唯一的进步意义就在于使一些人至少敢去做奴隶范畴内的斗争了，而在此之前这些人们是连这种斗争都不敢参与的。
自由派们想裹挟更多的群众来一同实现他们的天真想法的打算再一次破产，正如六四的学生领袖最后的想法是利用和背叛其他学生、利用和背叛其他工人们的斗争一样，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的路线一开始就提出了背叛其他被压迫者的利益口号。正如他们和团派对“长江黄河不可倒流”的共同解读之一是不能倒退回“文化大革命”时期或者过去那种“社会的主义”时期。他们用自己那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无知、浅薄的知识来试图绑架其他其他群众。他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也不懂民主的阶级性质，他们只是从一些个人崇拜的现象就得出了习近平等于毛泽东、今天等于 70 年代一样，李克强等于赵紫阳，坚持改革开放等于实现民主制一样，由于分不清奴隶主和人民英雄的区别，所以他们现在渴望换一个奴隶主来达到目的，把这种反动的解读内容当作了他们的运动口号。
但真正的历史是，推动人民群众一同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毛泽东同志得到了人民群众自发的崇拜。而坚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和其他所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造成我国新的阶级剥削、消灭劳动者政治权益的罪魁祸首。而过去所谓坚持民主改革赵紫阳也从来不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甚至是其本人也是我国资本主义复辟时期大规模清洗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重要刽子手之一。
所以，如果我国的群众政治运动不能把运动的目的和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对立起来，那就不能得到任何有利于群众政治利益的让步，更不可能实现人民民主和革命目的。
因此，今后参与政治斗争的人们，就应该认识到我国被压迫群众的整体阶级利益并以此为方向进行斗争，否则我们就不能进步。比方来说，如果今天的群众是争着焚毁李克强的画像和侮辱李克强，斗争效果会比悼念李克强好上很多倍，因为这就证明我国群众已经多少觉悟到了自己的阶级性。
第二，由于我们要为了被压迫群众利益而进行政治斗争，那么任何被压迫群众的受害现象都可以成为我们进行政治斗争的理由和参与政治斗争的方式。这样进行政治斗争的范围就可以扩大一万倍，政治斗争的方式也可以丰富一万倍，政治斗争的深度、持久度、继承性也可以扩大一万倍。
第三，整个运动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目标，运动没有具体的斗争要求、没有现实意义的口号。所以这是仅仅只是为了发泄一些错误情绪的运动，是盲动。当然，盲动已经比不动好了。
但我们未来应该提出现实的服务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口号，还要使它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立联系。比如我们可以明确的提出这样一些要求：自由结社、组建工会、言论自由、宣传自由、
办报自由等权利。这些内容都是我们需要的内容，是可以增强被剥削阶级的斗争力量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还能为未来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和实现彻底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更好条件的口号。当然这么多目标很难一次性全部完成，在各种不同的具体斗争中肯定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考虑，然后一步步的完成我们的整个目的，我们总是要朝这个方向来彻底改变我们的整个运动的。
第四，运动没有组织。整个运动没有任何有继承性的群众组织和合格的活动家组织来负责，
使运动松散无比，进行不了任何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更不可能战胜我们的敌人。可以说运动没有足够的组织性就解决不了以上所有的问题。
第五，我国群众运动的水平还极端落后、革命分子的工作极其不足，但就比较而言还是革命分子更不足一些。因为当部分群众多少参与了各种经济斗争或政治活动的时候，我国的革命分子今天还是起不到对应程度的帮助作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进步的空间更大，
主要是群众工作方面的空间。
因此，我们只要认真的汲取了以上的种种经验，并在未来刻苦完成这些工作，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未来和广大被压迫的奴隶们一同团结起来斗争，就一定能够实现被压迫者们自我解放的历史命运，使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