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卢威的眼界与林彪的野心——“九同志”《统战大纲》的批判
作者：工农解放社
前言
五月五日，“工人革命报”频道发布了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文件——《统战大纲：革命客观条件与自身建设与发展路线》。文章作者似乎还停留在1922年，要求新三民主义——自由派与左派联合，以实现所谓“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人民民主性质的共和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目标。“九同志”从历史的故纸堆里翻出的是早已腐烂的破烂。更准确地说，这是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阴魂在大地上的重现。司徒卢威曾主张无产阶级应该“承认我们的不文明，去向资本主义学习”，而“九同志”则将其变奏为“承认群众的劣根性，去搞民主革命”。两者殊途同归，目标都是取消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诉求。“九同志”只不过是列宁所说的“穿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自由主义者”罢了。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统战大纲》。
蔑视工农自古狂，妄谈劣性掩真荒
自发性民主运动就在不断萌芽，包括“基本盘”在内的群众的心智与认知水平出现了一定的进步性……但“奶头乐”依然控制着亿万人，在基础工作与学生群体中尤为严重，据对多所技校大专、双非一本、C9华五的实地调研发现这种“毒品”正在疯狂侵蚀和消磨其意志，延缓矛盾的爆发（也包括扩招安置不稳定因素）
文章第二点就显示出了作者对广大群众的资产阶级优越感。文章作者看到了中国学生与及部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沉溺于资产阶级精神鸦片的现状，但是并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作者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看不到社会现象背后的客观实在根源，只能以“国人的奴性与劣根性”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加以解释，仿佛精神鸦片的影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泛滥，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宣发以及通过契合群众个人利益的推送机制达到的，反而是某种“国民性”导致的。在作者眼里，群众只是“只知道柴米油盐”的“群氓”。列宁指出，
“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基础”。
而“九同志”连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水平都达不到，他对这种社会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连动机——群众为什么这样做——也没有考察，只是用所谓“国民性”对群众加以嘲讽与否定。文章作者这样只能自绝于群众，因为他在舆论上选择了与中国大多数人为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认识的来源是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中，群众自发地产生和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在进一步的实践中，也会根据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益来决定自己的选择，规划自己的实践。人类不仅能够适应环境，更重要的是能够改造客观外界；所以人类的认识不限于消极地直观地反映外界，而且能够在改造客观外界的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感性认识，并且进行抽象思维，反映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又能应用规律性的知识指导实践。这种主观能动性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础，它使得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能动的而非消极的。“九同志”完全不懂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难怪他会把群众看作“谁赢帮谁的习性从未改变”的奴隶！
这种论调在二十世纪俄国革命时期就曾泛滥成灾。当时的司徒卢威就认为，也只看到俄国群众的“落后”与“非文明”，就认为无产阶级不应当去追求社会主义革命，而应当充当资产阶级的配角。列宁在批判这种观点时尖锐地指出：
“司徒卢威先生在自己的‘评述’中，是从这种毫无内容的……关于资产阶级进步性的见解出发，得出结论说，应当‘承认我们的不文明，去向资本主义学习’。”
“九同志”的“民族劣根性”决定革命性质的原理，并不是他独创的，早在2022年，小资产阶级“左派”小组列宁道路，就提出了以“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作为革命性质的判断标准的反动论断。而“九同志”的可笑之处在于，它没有把这个理论系统化，反而用最恶毒的词句来阐明了这个理论的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了以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决定革命性质的原理：
“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
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私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这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决定的。“九同志”自诩为“革命党人”，然而却连怎么判断革命性质都不知道，实际上只是一个给自由派端茶倒水、卑躬屈膝的“反动走狗”罢了。
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主导阶级，也从客观的经济运动中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早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就利用人民群众来达到自己反封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在革命后也孜孜不倦地鼓吹各种“劳动神话”，以及不断扩大国家机器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九同志”要求“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实现建立“共和制”国家的目的，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军阀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之流并无二致。
不可否认的是国人的奴性与劣根性，谁赢帮谁的习性从未改变，所以路线问题不能作为当下的工作重心，要以民主革命的口号去做工作。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群众太过落后，配不上用革命路线来指导，实现最低的民主革命要求就好了。认为劳动群众具有所谓的“奴性”与“劣根性”，并以此为由主张放弃革命路线，退守至抽象的“民主革命口号”。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极度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实践上更是通往背叛劳动人民利益的投降主义和尾巴主义。
上面笔者说到，群众并不是言听计从的群氓，而是具有自己主观能动性，能自发认识自己利益并以此为基础作出选择的人。过去的大部分群众工作，成效甚少，都是因为没有结合群众自身的利益和思想基础，导致科学共产主义并没有通过群众自身的革命可能性来达到与无产阶级的结合。一句话，是错误的群众工作方法和共产主义者不力导致的。列宁指出，
“工人阶级开始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毛病。这些东西都是从地主资本家社会，从剥削者和土豪社会，从少数人握捉地营私致富而使多数人遭受贫困的社会继承下来的。”
但工人阶级不会被旧思想、旧习惯困扰一生。
“工人阶级是能够战胜——并且归根到底必然会战胜一旧世界，能够战胜它的毛病和弱点的，只要工人阶级不断地派出一批一批人数更多，经验更丰富，在困难斗争中受到更多锻炼的工人队伍与敌人作斗争就行了。”
列宁在这里论述了革命工作者在群众觉醒上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觉醒的必然性。然而“九同志”出于对群众的极端蔑视和世界观的麻木短视，是不可能看到这一点了，他倒因为果地认为，是群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群众是无用的，所以没必要谈革命路线，而民主革命大多数人能接受，所以搞民主革命。这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用精英主义偏见替代阶级分析的错误观点以及路线辩护，并站在了广大群众的对立面。
当官幻想藏不住，商品关系作政治
在《统战大纲》的末尾，“九同志”特意用加粗字体强调了——
对于表现突出的优秀同志，革命责任会随着职位与任务越来越重，同时将给予不同等级的补贴与奖励。届时优秀同志将由统战部筛选并协调参加课题组与特训班。
如果说“九同志”在的前半部分还在用唯心主义的“劣根论”对群众大肆诋毁，那么在其末尾关于“补贴、奖励与特训班”的规定，则彻底撕下了其“革命”的伪装，露出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底色。这一条款不仅是其组织路线的腐败，更是商品交换原则对政治生活的全面侵入和资产阶级等级制原则的盛行。
“九同志”规定，优秀同志的“革命责任”增加时，必须伴随“不同等级的补贴与奖励”。这在逻辑上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绩效工资制”，是把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带到政治生活中来。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革命者是基于阶级觉悟和共同的革命利益，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战斗集体。毛泽东对此论述说，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而“九同志”，这是为了执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达到的 “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的友谊。然而在“九同志”眼里，“什么无产阶级，还不是那一套”，他将这种政治关系歪曲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在这里，责任不再是义务，而成了可以折算为“补贴”的劳动力商品；忠诚不再是信念，而成了明码标价的待价而沽。这正是列宁所批评的，“办事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
这种“奖金挂帅”的逻辑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特征。革命者的报酬没有别的，就是无产阶级新社会的建立和全人类的解放，而不是个人的“补贴”。一旦引入“物质刺激”的逻辑，那么组织在面临敌人的高价收买或残酷镇压时，就是因为投机主义的泛滥而迅速土崩瓦解。“九同志”狭隘的黑社会帮派思想使得他以为他可以靠等级制和补贴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然而事实上，他的策略只会背叛他的目的，使他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他说“优秀同志”可以享受津贴，那么谁来选择“优秀同志”呢？由“统战部”单方面筛选。这种自上而下的选拔机制，完全排斥了基层的民主监督与评价。这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资产阶级科层制。它培养的绝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革命先锋战士，而是唯上是从、善于钻营的政治投机者。
“统战部百人团”还通过设置“特训班”和“课题组”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和地位差异，作为少数精英阶层向上攀爬的“敲门砖”。其实这和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也是一样，林彪一伙为了篡夺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也用封官许愿的手法笼络人，告诫他的爪牙“认准门、跟准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彻底完蛋”。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商品一样出卖，获得了“优秀同志”称号，进入了“特训班”、“课题组”，就是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可以卖高价，而代价则是向“统战部百人团”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九同志”的这套设计，完美契合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运作模式：用头衔诱惑人，用金钱赎买人，用等级控制人。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明确提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应当取消所有特权，取消发给官吏的办公费，把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
而“九同志”在寸功未立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建立起一套按资排辈、明码标价的“晋升阶梯”。
这种对资产阶级管理学的拙劣模仿，证明了“九同志”理解的革命不过是一场“换人坐庄”的游戏。他们既不相信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也不相信理论的真理力量，只相信钞票和权力的指挥棒。
“九同志”的组织方案是其尾巴主义路线在组织建设上的必然延伸。一个蔑视群众“奴性”的人，必然倾向于在组织内部用金钱和特权培养对他自己的“奴性”。
我们要建设的是废除特权、抹平等级、基于阶级自觉的先锋队组织，绝不是这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行资产阶级雇佣之实的政治公司。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任何试图将革命事业生意化、官僚化的尝试，最终都只能沦为历史的笑柄，被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彻底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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